对于1840-1949这段历史，确实无法叫中国人避而不谈，但如何谈论这段历史，确实已经有太多宏大叙事了。于是《原来如此》就是从细节入手，专门看历史的边角料，有点历史八卦的意思，不过此八卦非彼八卦，不过是在那些被低调处理得历史背后，看清真相而已。本书挑选的就是一些历史人物的“边角料”，说是“边角料”，自然是相对于一般的历史资料而言的，都是些无足挂齿而又生鲜灵活的闲言杂事。虽然，读这些“边角料”对于百年前那段完整的历史而言，差不多是盲人摸象了，今天摸摸张三的胳膊，明天摸摸李四的腿，但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就是这些有血有肉的胳膊、腿拼凑起来的。反正历史的细节，是尽量摆在这里了，看官自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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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外折腾
清朝征剿太平天国时，开始参用西法训练士兵，并聘用了戈登、华尔、买忒勒等洋将。戈登的洋枪队对太平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，战事既了，他又远赴埃及投机，结果被苏丹民族军队击毙。华尔在中国阵亡时，遗命穿清朝官服入殓。买忒勒则颇知中国古书，曾有某清朝官员冒着大雪前来拜访他，他一面用西方礼节与来客握手，一面吟诵《诗经》的句子：“北风其凉，雨雪其雱。惠而好我，携手同行。” 后来他在攻打绍兴时阵亡。
魏源早就指出：“欲悉各国情形，必先谙其言语文字而中国迄今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，恐无以悉其底蕴。”20多年后，迫于当时形势，清廷才设立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外文学校——同文馆。然而在日本，魏源的《海国图志》早就成为知识界人手一册的经典。
康有为赴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，途经香港、上海、天津等地，游历租界，见西人宫室之瑰丽、道路之整洁、巡捕之威严，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，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。于是大购汉译西学之书，潜心攻读。
伊藤博文从英国留学归来，大倡优化种族之论，认为黄种人荏弱不堪，不及白种人远甚。他当政后，即实施“谋种”政策，凡欧美白人入其境内，辄鼓励日本女子与其野合，以改良种族。谭嗣同对此十分羡慕，然亦知此法断难行于中国，于是喟然作诗曰：“娟娟香影梦灵修，此亦胜兵敌忾俦。蓦地思量十年事，何曾谋种到欧洲？”
戊戌变法期间，陈鼎的改革建议较之谭嗣同等更为激进。他认为赶超英美，有四个当务之急：一是变服装，即穿西服，如此一来就不会再把奇装异服的西方人当成“鬼”了，有利于学习西方；二是合宗教，即合并基督教和孔教，彼此都要顶礼膜拜；三是通语言，要求士人尽学西语；四是通婚姻，鼓励中国人与西方人通婚，如此才可更广泛地认知西方。陈的建议引起了光绪的兴趣，曾令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认真阅读。
李鸿章访问美国，有记者问他是否可以将美国的报纸介绍到中国，他答道：“我国办有报纸，但遗憾的是我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，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敢讲真话，只讲真话。我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，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，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。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，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，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。”
章太炎曾撰文痛贬西方人所用之铅笔、钢笔，并考证出中国古代已知使用铅笔，只是后来才衍化为毛笔。他说：“展转蜕变，毫之制造愈良而铅铁遂废不用，欧洲则讫今未改，以笔言之，亦见汉土所用为已进化，而欧洲所用为未进化者也。”
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对袁克定说：“中国的东邻日本，奉天皇为神权；西面的英、俄，也以帝国为根本制度。中国地广人众，位于日、英、俄之间，离合众共和的美国则很远。美国人断然不能远渡重洋，来作中国的强援。如今中国的共和制度刚刚建立，执政者多为帝国旧臣，而革命分子势力脆弱。以袁大总统的威望，一变民国为帝国，变总统为皇帝，这正是英、日、俄各国的愿望。德国誓以全力襄助此事 ！”袁克定大喜过望，回国后即转述与袁世凯，极力怂恿称帝之事。
顾维钧任总统府秘书时，将他在哥伦比亚的老师古德诺推荐给袁世凯作法律顾问。古德诺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院长，也是全球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。他忠人之事，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实际情况，写出了著名的《共和与君主论》，主张中国实行君主制度。他说：“以中国的历史文化、社会经济和教育水平情况来看，既不能一成不变，又不宜变得面目全非，相对于民主共和政体，显然以君主立宪为佳。”他本是提交给袁世凯作参考的，不料却被袁世凯遍示于众。古德诺因此成为跳梁小丑，并失去了代表共和党竞选下任美国总统的机会。
民国初年，正值德国威震欧洲，北洋军遂处处效仿德军。不仅教官选择、阅兵步伐、制服款式等均向德国看齐，连蓄须也流行德皇威廉二世的八字牛角须，袁世凯本人如此，其部将曹锟、冯国璋、段祺瑞……一概如此。
蒋介石留学日本时，常在电车、火车或渡轮上看到日本人阅读王阳明的《传习录》，许多人读一章节，即闭目静坐，若有所思。蒋大受刺激，遂买了大量王阳明的著作开始研读。他说：“对于这个哲学，真是一种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一种心领神驰的仰慕……”
罗素说：“我爱中国人，但是显而易见的，为了抵抗凶恶的军国主义，中国的文明将大部分被摧毁，他们似乎没有别的路可走，不是被征服，就是采用他们敌人的各种劣习。”“新中国应该为自己设立目标，要保存中国固有的民族性：文雅和礼节，坦诚和谦和，加上有西方的科学知识，且把它应用在中国的实际问题上。”他相信，除非中国保存其固有的爱好和平的生活哲学，不学西方对人对事的侵略态度，否则中国采取了西方的政府制度和工业化，不一定能增进世界和平的机会。